后理论时代：理论未死！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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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理论主张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经渗透在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自身。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又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原文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意义何在》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王宁

图片 | 网络

“后理论时代”已经来临

众所周知，批评理论，或译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期，仅在西方学界就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理论家。但曾几何时，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他看来，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这些开拓性的著作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路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几十年了，所以他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应该返回文学的天真浪漫时代。虽然伊格尔顿没有使用“后理论时代”这个概念，但是我认为他至少隐隐约约地说明了一个不同于理论“黄金时代”的“后理论时代”已经来临。而我在中西方语境下提出的后理论概念则主要是针对他的这本书作出的回应。但是我并没有止于此，我还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使得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同时也给传统的各人文分支学科带来了某种革命性的变革。作为探讨和研究文学本体以及创作与批评规律的文学或文化理论更是不能幸免。

虽然文学理论，或曰批评理论，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结构主义衰落之后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西方形成三足鼎立之格局的时期，理论的作用和功能竟被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被用来解释所有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甚至被一些左翼理论家用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在理论的全盛时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竟然很少以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很少阅读文学文本，以致于在学界竟然流行着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即一些冠以“文学理论”教授的学者所从事的并非是文学研究，而是广义的文化研究。他们不仅在整个人文学科大行其道，甚至常常把思考和批判的触角伸进一些注重实证和经验的社会科学学科，这样，理论的不完备性和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这也正是理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个原因所在。因而坚守理论的文学性立场的学者便抱怨理论的漫无边际和无所不在，希望理论最终将返回文学的领地。这些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理论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它为什么不断地被人们诅咒“死亡”？为了探讨理论所处于的境况以及在未来的可能发展，始终处于世界文化理论前沿的英美理论家率先作出了回应。我也率先将“后理论”的概念引入中国语境，并从中国的批评理论实践积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以便发出中国理论家的声音。

对世界文论地图重新绘制起到独特作用

确实，在不少人看来，在当前这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已经衰落甚至死亡。但我认为，后理论主张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经渗透在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自身。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又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但是像以往那样的一种理论包打天下的情势确实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全球化为我们的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的话，那么，“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之于中国的文论建设的国际化意义又体现在何处呢？

首先，“后理论时代”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它打破了所谓“纯文学理论”的神话，为文学理论发展演变为范围更广泛的文化理论铺平了道路。文学研究也只有与文化研究形成互动和互补的态势才有可能得到发展。那种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敲响了文学研究之丧钟的观点实在是不合时宜的。将文学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语境倒是有可能使日益走向封闭和自恋的文学研究摆脱危机的境地。

其次，“后理论时代”解构了国际文论界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关注西方以外的地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国的古代文论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范畴和话语体系，因此在“后理论时代”进行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建设就要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对古代文论中仍有活力和阐释张力的概念和范畴进行重新发掘和阐释，并尽可能地将其用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和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使得长期以来已经“西化”的文论术语首先变得混杂，进而彰显其不同于西方理论话语的特色，最后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范畴和话语体系。所以说，“后理论时代”既是大一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解构的时代，同时也是（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建构的时代。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起到先锋的作用。在这方面，一些出生于非西方国家但现在也掌握国际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理论家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们作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学者当然不甘落后，我们的努力将对世界文论的地图重新绘制起到独特的作用。

最后，“后理论时代”为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返回学术理论界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伊格尔顿认为，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一大批理论大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文化理论再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使之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这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趋势。然而，认为当代文化理论再也没有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问世，显然是针对西方理论界而言的，并不包括中国以及另一些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家用非西方语言出版的著述。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完全可将自己具有中国特色和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的中介推向世界。也许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暂时还不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给这个长期为“西方中心主义”占领的学术空间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我认为，这应该是“后理论时代”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机遇和最重要的启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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